两会锐言｜侯欣一委员：冤狱平反和追责应成立独立调查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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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欣一委员：公布调查结果应成冤案追责前提
记者：周东旭
来源：财新网 （2016年3月6日）
“希望加快的平反速度，尤其要对周永康统管政法系统期间给政法造成的负面给予充分估量，在维稳压倒一些的政策下造成的冤假错案，可能比估计的还要严重。”
3月6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做上述表示。
他认为，只有真心诚意平反冤假错案，才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，不要担心平反冤假错案会对司法带来伤害，相反，对司法是正面的，所以要更加重视冤案平反。
所以，侯欣一建议，对于近些年长期不服的当事人，长期上访的案件，应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复查，而复查过程也需强调公信力，比如引入中立机构，“不能总是法院自己查，此外，法院还要处理好手头的案件，压力已经很大。自己查公信力也未必理想。”
据不少代表和委员介绍，平时总会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材料，这些材料通过各种途径递到他们手中，但往往又无能为力。
“除了重大刑事案件，到目前为止民事和商事案件平反的几乎没有，无论刑事还是民商事，该平反就要平反，这是第一位的。”侯欣一说，一旦案件平反，追责就不能搪塞，不能拖延，追责的程序必须要尽快启动，至于何时出结果，可以根据调查工作的实际，毕竟有些案子时间过长，取证难度较大。
以近期平反追责的为例，侯欣一说：“看到处理结果，我的第一反映和很多人一样，情绪上很难接受。但是，再理性思考一下，我的情绪也未必完全正确，因为没有公布调查结果。”
侯欣一认为，公布调查结果应该成为冤案追责的前提条件，“要不然无法评价追责是否合理，没有调查结果，怎么评价追责力度？”例如，就呼格案来说，从整体看，如此冤案只是记过或警告，让人接受起来很难；而从个体看，因为没有公布调查报告，很难具体分析对个人追责是否适当。
侯欣一再以呼格案中的书记员被追责为例，“只能说根据法律常识不知道他为何承担此责任，但实际上他做了什么被追责，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没有公布调查报告。所以，一定要公布调查结果，不公布，很难让人认真反思，最后只能是为追责而追责。”
侯欣一建议，调查还需要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，如果调查机构本身没有公信力，得出什么结论都容易受到质疑。所以，对于案件平反追责，应该尽快形成一套制度，比如调查机构如何组成，对于重大冤假错案可考虑人大成立调查组，或者由中政委主导，各界人士参与，只有首先把这些问题明确了，才能确保追责成效和公信力。
但是，成立冤案追责的独立机构现实中是否可行，侯欣一也不确定，“不要说呼格案，像事件，都没有由全国人大成立调查组。但是，我们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，激活现有的相关机制，这不仅符合法治原则，也是建立公信力的基础。”
侯欣一：当政协委员就是要直陈利弊敢于发声
作者：李想
来源：法制日报 （2016年3月6日）
侯欣一，法学博士，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，比较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博士生导师。第十一届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农工党天津市委副主委，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。
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法学会理事，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，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，法律文献古籍整理研究会理事，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。
一卷法制史，一杯清茶，三尺讲台，在南开大学静谧的校园里，侯欣一是备受学生喜爱的教授。对于这个把自己定位为读书人的法律学者而言，静静地读书做学问是他生命的底色。
而在政协参政议政的会议上，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往日的侯教授。作为连任两届的全国政协“老委员”，他的发言犀利尖锐，加之语速快不绕弯子，让很多人听了感到“心跳”。
3月2日，《法制日报》记者如约见到了刚刚到达驻地的侯欣一。一副黑框眼镜、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衫，坐在记者对面的侯欣一谈起自己的政协委员履职之路，言语还是一如既往地犀利和较真儿，也流露出一股作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。
负笈求学追寻法律梦
侯欣一的法律梦，开始于他的少年时期。那时，他最敬佩民国时期的施洋大律师。1923年，汉口英国烟厂因无故开除女工引起工人罢工，共产党人施洋挺身为工人说理，与资本家作斗争，被广大平民称为“劳工律师”。于是，当一名伸张正义的法官或者仗义执言的律师，成为侯欣一年少时的梦想。
高中毕业后，侯欣一作为知青到陕西省武功县插队。1978年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侯欣一重新拾起书本，备战高考。1979年，他以高分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。虽然因为政审的原因，侯欣一没能进入梦想的法律系，但他只要一有时间，就自学法学课程。
大学毕业后，侯欣一被推荐到西北政法学院任教，讲授中国法制史，后来调任到南开大学教书，研究范围也从根据地法律制度扩展到近现代司法实践。侯欣一希望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变迁，为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。用他的话来说，“检讨过去是为了策励将来”。
“我1979年上大学，那一年可以说是新时代法治建设启动元年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我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，取得长足发展，我是这个进程的亲历者、见证者，也是受益者。”侯欣一说。
作为一名法史学者，中国法治向前迈进的每一步，侯欣一都有着更深刻细腻的体悟。在他看来，30多年来成绩最大的是立法工作。2011年，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，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。
侯欣一说：
回顾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，从依法办事、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，表明党对法治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在现行体制下，执政党对法治的认识高度决定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程度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法治建设在许多方面又有了快速进展。从法制史学者的角度来看，世界各国的历史一再证明，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可能有多种，但治理好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，方法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实行法治。
坚持七年提案成现实
“自己不懂的领域，我从来都不会参与讨论”。政协委员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说话，这是侯欣一始终坚持的“提案哲学”。近年来他提交的提案，基本上都是涉及教育或与法律有关的问题。
今年，侯欣一带来的提案，仍然和法学、教育密切相关。一个提案是建议由国务院制定条例，加强重点学校的校园保护，另一个提案则是建议国家向学者开放档案，希望全国人大进行一次档案法的执法检查。还有一些提案，侯欣一还在酝酿切入的角度，其中包括一些他已经提了多年的建议。
在侯欣一看来，制度的改变需提案者持续不断地推动，要有耐心和韧劲儿。其实，一些已经实行的新制度，其出台的背后包含着侯欣一多年坚持不懈建言的推力。
2008年，作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侯欣一提出关于设立“国家宪法节”的提案。以后，他几乎每隔一年就提交一次“宪法节”提案。最终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，把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。“坚持了7年，终于有了结果。”侯欣一欣慰地说。
当然，也并不是每一个提案都能变成现实。比如侯欣一关于实行侦羁分离制度的提案，建议将看守所从公安监管中分离出来，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，这样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、冤假错案的发生。“提了好几年，每年都有回应，但完全实现还有难度。”侯欣一说，他今年还打算再提这个提案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只要他认为方向是正确的，就会“翻来覆去”地去提，想尽各种理由去说服别人，不断完善角度。
“很多事情都是大家持续不断推动的，不可能是哪一个人提了个建议，就解决了一个问题。”侯欣一说，“法治的每一点进步，都是多少年、多少人努力的结果，需要一代代学者、一届届代表和委员不断推动。”
全天候委员干实事
“你为什么说话总是那么直接，就不能改改吗?”这是侯欣一经常听到的话。因为发言犀利，侯欣一受到过很多善意提醒，也有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。对于这些提醒，侯欣一往往会点头笑笑，但是仍旧坚持着自己的说话风格。
侯欣一说，其实自己是个很随和的人，性格很好。而对于尖锐的观点和言辞，是由自己的职业特点决定的。“有很多人说的是现象，因此不会让人感到刺耳。而我的职业是法学，法律不是解决个案，是要从制度变革入手解决问题，这才是一个法学教授该做的事情”。
作为一位连任十一届、十二届全国政协“老委员”，侯欣一感到重任在肩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会有的一种理想和抱负。侯欣一说，自己在读书时就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。看到自己经过认真调研得来的想法变成现实，推动了社会进步，一股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。
与此同时，这份责任感也让侯欣一感到如履薄冰。“每个人的认知都会有偏差，我很害怕自己会有偏差。因此我提出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探讨，如果最后形成了共识，那么对于解决问题就更近了一步。”侯欣一说，自己履职的一个底线就是要说真话，要敢于表达，否则就是失职。但是建议能否采纳与实现不必心急，毕竟制度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
对于如何平衡学者和政协委员的身份，侯欣一有自己的心得。他认为，准备提案，需功在平时，而不是在“两会”前临时抱佛脚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，侯欣一时刻留心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社会话题，觉得有价值就记录下来，看是否能跟政协的建言献策进行衔接。
侯欣一说，自己要当“全天候”政协委员，不做“会议委员”。“既然当了政协委员，就不能光享受荣誉，而是要认认真真干事，为人民群众发声。”他说。
（来源：法制日报；作者：李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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